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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做人比画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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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价值

  “我生活的时代,大环境的起落剧变决定了我的人生经历。早年的教育一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的艺术创作,在我看来,从事什么工作,作不作画,根本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

  核心人物

  潘公凯,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1947年出生于宁波市宁海县,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之子。

1996年起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今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兼任中国美协副主席,著有论文集《限制与拓展》、专著《潘天寿评传》《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等。潘公凯的画作被评论界誉为“深思远瞩的学者画”。

  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作品

  对话 忧思 中国人特别需要策略性思考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这次展览是你在国内的第一个展览,看得出你的创作带有很多理性思考的痕迹,还有人说你的画是学者型的画。你在创作中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又做了哪些思考呢?

  潘公凯(以下简称潘):思考的问题,如果用文字表述,需要大量的文字,现在我的办法是在办画展的同时开理论研讨会,不是讨论我的画,而是研讨我的理论课题。中国画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形式,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发展,是中国画家思考的一个共同问题。我通过我的课题,在理论上进行一些探索和建构,在实践中也进行一些尝试。

  记:这样做一些理性思考之后,对创作有什么好处呢?

  潘:我的课题可以泛泛地称为我所说的自觉。在当下语境中,思考中国画的问题,思考整体美术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同于几十年前,一百年前。以前他不用想那么多,想那么大的范围,只是怎么把老师的东西学到手,想办法比老师画得好一点,不会去想油画怎么画,外国人怎么画,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外国人。现在是全球化的语境,艺术家再像以前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就会完蛋。就像一个老板,真想做好生意,怎么能不顾国际行情呢?当然顾了国际行情,不是说皮鞋最吃香就去做皮鞋,特别聪明的老板,会想,我的厂这么小,资本这么一点点,与其用我的小工厂和大公司抗衡,还不如不做皮鞋,现在钱包没人做,我做钱包吧。这就叫在自觉前提下的策略性思考。这个策略性思考,是中国人特别需要的。

  记:为什么关于中国画的出路问题,争论一直存在?你的父亲也提出过中西方艺术要完全拉开距离的观点,你觉得到现在再来争论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同吗?

  潘:这个争论贯穿了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年,问题没变,讨论在不断深入,也有各种曲折和反复,是中国人生存环境决定的,是每个画家一拿起笔就得思考的问题。大家想得都不一样,争论是中国人的处境决定的。(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为什么外国人不讨论,为什么我们不向外国人学习?这是他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中国美术的发展是向西方学习还是走自己的路?一直在摇摆地讨论,美国人就没有“要向中国学习呢,还是走自己的路”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共性的问题,很多不属于美术领域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更深入,其实本来这个问题就是思想界的争论。

  得意 学生满意度排名全国第一

  记:你在这样的位置,组织这样一场讨论,是不是你的使命和职责?

  潘:肯定是这样,本身就该是所有美术界的人想的问题,要是院长都不想,那这个院长就是没脑袋的院长。

  记:你做了很多年的院长,花了大量的时间做行政工作。

  潘:是,学校发展做得很好,原来我在杭州做了中国美院五年院长,后来到北京做中央美院院长,这两所美院原本就是中国最好的,现在已成世界上最好的美院之一。

  记:都说中央美院在这几年变化是最大的。

  潘:对,扩展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平稳、均衡和合理。

  记:你说过,这几年在院长位置上,一个是学习,一个是认真。

  潘:对,是做得特别认真,反映非常好,学生也非常满意。今年上半年的新浪网和经济周刊共同搞的全国前100所著名大学“学生对学校满意度”排行榜中,我们校排第一。(大笑)现在学生多难弄啊,特别美院的学生,特别调皮捣蛋,但他们对学校硬件,包括对食堂、宿舍,都很满意。我管得非常细,连学生走廊墙刷的颜色都是我定的。

  中央美院能够容纳最多元的观点,这是他们最满意的地方,我们特别鼓励创意,学生可以尽情发挥,毕业以后就业、收入情况也很满意。中央美院非常国际化,来的外籍教授之多,到了没法接待的程度。

  记:看你说起办学,好像比自己创作更有成就感。

  潘:对呀,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我是一个过时的雷锋。(笑)为他人做嫁衣,还特来劲。我绘画是很私下的,所以我走了十站,没有一个研讨会讨论我的画,都是讨论宏观的问题。说我的画只对我一个人有意义。既然大家凑一块,还不如讨论一下公家的事情比较有意思。(笑)

  体验 非常单纯的理想主义情怀

  记:你的这种无私的精神一定与你从小成长,受教育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关系。

  潘:对,在当下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因为年龄关系,或者某些经历的关系,对那个年代有些简单批判态度。那个年代非常特殊,有些改正的右派,受了几十年的苦,说起那个时代仍然会两眼放光。他的理想主义是真实的,这一点年轻人往往不理解,以为虚假。这个问题要是从学术上去研究,是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叫人文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由两方面组成,就是信仰吧,信仰对象的真理性是一个问题,信仰过程的有效性是另一个问题,两方面要分开。五六十年代,大家信仰毛主席,现在来看,毛主席说得也不是都对,但不能因为信仰对象出了问题,而简单否认信仰者的心理体验。

  记:你的个人体验是什么样的呢?

  潘:那时有非常单纯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管是个人崇拜也好,盲从也好,都可以讨论,但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单纯,有点像大家庭,当时的社会结构可能有极大的缺陷,但它有很多合理的可以再利用的成分。 精神

  继承父亲身上“儒”的精神

  记:家庭对你影响一定也是非常大的。

  潘:我父亲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儒”,在我看来他首先不是一个画家,虽然他的绘画成就非常高。他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有道德感,有担当的,正派的人。

  记:你继承了父亲身上的这种“儒”的精神。

  潘:对,传统概念中书画是消遣的事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更主要的工作,就是理论上所说的“内圣外王”,是他一生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天下无道,去当隐士,天下有道,就出来辅佐国家,造福于民,这就是儒家思想本质性的东西。

  记:你比你父亲更低调。

  潘:我父亲也非常低调,谦和,朴素。去美院找他,他站在校园里,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门房老头。在他看来,学不学画不重要,不像现在的父母,恨不得帮子女把饭喂到嘴里,太急功近利。父亲的态度会影响子女,如果他把画画卖钱作为最大的乐趣,定会影响到我。他境界低了,我境界也不会高。回头想来,等于我接受了他这样一份遗产。

  记:你非常强调创作、做人要有精神性。

  潘:也不是强调,就是说人脱开了精神性的东西,就会比较浅薄,苍白。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欲望,人们建构精神性东西,就是想脱离动物性。

  境界 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作品

  记:你从小就很爱思考?

  潘:(笑)对,特别爱好科学。所以我在艺术家里比较另类,多种角色,画画,搞理论,又管行政,还做建筑设计(笑),还盖房子。我的战线拉得比较宽,我要把我的脑袋尽量训练成可以开关的阀门,打开一个,就关上另一个(笑)。

  记:有没有人说过你若专注于一个领域,成就会更大,比如绘画。

  潘:有这样的说法,但我从小就兴趣广泛,看到一件事就想做,从早到晚都在干活,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记:你好像从来不把画画当回事,在你看来,它和你当院长、当学者一样,都是生命的痕迹。

  潘:对,我觉得做人是比画画更重要的事情,特别反对艺术家为了证明自己是艺术家,留个小辫,留个胡子,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这完全是对艺术家的曲解(笑)。艺术家应该首先是非常健康、正常、全面的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比如苏东坡,就是全才,他本身就是一个作品。达芬奇也很丰富,他就忍不住要去给人家设计一个坦克,一个炮(笑)。这种人在智力、性格上是完整的。

  采访手记

  2007年9月12日  成都

  “……我从现实生活中处处感受到要发生的变化将比已经发生的要大得多,全球一体化是剧变的序幕,我们能不能预设一个宏观的视野,用未来更大的变化反观现在变化的性质,并研究这个更大的变化怎样在未来点燃。在这个传递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自觉很重要……”潘公凯讲完这番话,全场鸦雀无声。良久,一个学者才打破沉默:没想到潘院长视野如此宏阔,敏锐有担当。

  这是9月1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美术发展之路”研讨会上发生的一幕。研讨会的主题,潘公凯和他的博士生们关注了十多年,借自己国内第一个个展“静水深流”全国巡展之际,潘公凯遍邀国内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学者加入研讨,至今已在五个城市举行了五场。潘公凯说,“所谓现代性的问题,早已不仅是中国美术界的问题,而是思想、哲学、文学共同的问题。”

  这并不是潘公凯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早在1985年他就提出了“绿色绘画”理论,提出现阶段画坛中西两大体系互补并存的橄榄状格局设想,试图为过渡时期的中国画寻找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立足点,并且认为中国画会有一个向世界“播散”的过程。当时一些理论家听了他以整个人类文化的宏观视角重审中国画的观点,异常激动,说你怎么这么能想啊。

  当然现在再来关注这个问题情形要复杂许多。“超女、 80后,这些现象我都关心。我完全没把超女像有的学者那样认为是媚俗,或是浅薄的媒体操作。从表面看来是有浅薄的媒体操作情况,但它标志着一种更深刻的趋势,这对整个现代化进程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些思考,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画家的职责,所以潘公凯直到快60岁才在国内举办第一个画展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事实上,潘公凯认为自己成为画家其实是偶然,但有一点是重要的,“我父亲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儒家传统思想的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有道德感,有担当,正派的一个人。”沿袭着这样的精神轨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加主要的工作,那就是理论上所说的‘内圣外王’,天下无道,去当隐士,天下有道,就出来辅佐国家,造福于民,就是这种儒家思想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精神,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黄金时代,被镀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光芒。

  潘公凯有时也会自嘲一下,称自己是过时的活雷锋,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会关心宿舍床怎么放,怎么最好地利用小小的空间,让设备怎么最完美;床下面柜子怎么放,电话怎么装,甚至学生走廊墙刷的颜色都是他定的。“我们每一个楼层的走廊颜色都不一样,从一楼到七楼是七彩,学生走进去很开心。”今年有个排行榜对全国前100所著名大学比较“学生对学校满意度”,中央美院排第一,香港大学第二,清华大学第三,北京大学第十。说到这里,潘公凯大笑,是整个采访过程里笑得最开心、最满足的一次。“我这人很奇怪,为他人做嫁衣,还很来劲。”

  让潘公凯来劲的事情非常多,小时候喜欢科学,直到现在还喜欢,这样的爱好也使得潘公凯在思考问题时有了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深度和广度。他还喜欢写诗,也搞建筑设计。有人也劝他专注于一个领域,他说不行,抵御不了诱惑。

  潘公凯羡慕苏东坡,“有文才,有战略头脑,会画画,又那么风雅,做起菜都那么有创造性,你说多开心,生活多有味道,这种人在智力、性格上是完整的,这是非常好的状态。”潘公凯说,苏东坡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件作品。

  我相信,在潘公凯的心目中,朴素得像学院门房老头的父亲潘天寿,一定也是这样一件作品。而他自己,悠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个世界,静水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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