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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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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三、 家有变故(1) 孙多慈后来回忆说:“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与吾同嗜。每于课余,辄取纸笔,任意挥写;墨彩飞溅,相顾而笑,意自得也。或于上课时,窃摹教师尊容,传递戏乐;或写鸡犬村舍,以相赠 ...

三、 家有变故

孙多慈后来回忆说:“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与吾同嗜。每于课余,辄取纸笔,任意挥写;墨彩飞溅,相顾而笑,意自得也。或于上课时,窃摹教师尊容,传递戏乐;或写鸡犬村舍,以相赠答。凡此种种,虽不足纪,要皆征吾之于艺,有如盛渴之遇甘露也。”

短短数句,既生动,又可爱。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青春的、清纯的、活泼的美少女。

在1929年秋家有变故之前,孙多慈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之中。

在安庆女中,最先肯定孙多慈绘画天分的,是图画教师胡衡一。那时候的胡衡一,身体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穿着宽大的长袍,显得十分臃肿。臃肿的图画教师,在讲台上放一只苹果,让学生做静物写生练习。大家都低头认真地去画那只苹果,孙多慈却在画纸上画臃肿的图画教师。虽然谈不上形似,但多少也还有神似之处。胡衡一老远就知道她在下面做小动作,也不说破,故意绕到教室后面,再轻轻上前,逮了个正着。以为至少要吃一顿批评,

却没有,胡老师反而“呵呵”笑出声来,把她的“作品”高高向学生扬起,

孙多慈作《妹妹》,油画。

“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创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这之前,创始人胡兆祥与岳父曾先后在南庄岭、三步两桥开设“四美”与“玉美义”,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后两家分营,其岳父在大南门药王庙对面另开“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让外姓行家经营酱园业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规模,使老城酱园业胡、甘二姓之争,最终以“胡玉美”并购“甘玉美”而结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酱业不可动摇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里,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里。”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瑗对李则纲非常佩服,他说他的国文不怎么出众,但绝对是位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书教得活,能超越课本的局限,独抒己见,给学生以启示。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对这种模糊分类不以为然,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关注。李则纲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回安庆,分别在安庆女中和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多慈的作文,总是半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李则纲是枞阳人,口音重,读到忘情处,孙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东西。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几乎爱到如醉如痴地步。只要能找到,关到房间一看就是半天。父亲鼓励她,帮她四处去借,遇上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季白,是安庆女中的创始人,跛着一条腿,慈眉善目,看到孙多慈来,总喜欢拍拍她的肩膀,“我是你的老校长啊,想看什么书,自己来就行了,老拖着你爸干什么?”

孙多慈后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读到了郁达夫的《茫茫夜》,读着读着,就有一种困惑,作家笔下的安庆“城”,怎么一下子变得遥远而陌生了?就产生了疯狂的或“痴”或“醉”的想法:沿着作家的描写,去实地考察她生活的这座城市。

初冬一个暖洋洋的周日上午,将《创造》季刊夹在腋下,孙多慈就由大南门走出城外。

太阳悬在远处的江面上,泛着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码头附近,孙多慈翻着《茫茫夜》,认真地一家家寻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馆,是小说中主人公质夫夜间两三点钟乘船抵达安庆后,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乡下的旅舍似的旅馆”。小说中,质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车上学校里去。沿了长江,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质夫的人力车就折向北去”。从方向上判断,因为是“折向北”,那这条“冷清的小街”只能是东城口街。于是孙多慈也顺着新修的沿江马路走了过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说中描写的景致:“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转脸东望,“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而换一个方向,路的西边,“是一道古城,城外环绕的长沟,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冈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孙多慈十分兴奋。

沿着书中说的“一条长堤”往北去,路是顺着护城河蜿蜒的,不宽,勉强能行两三辆黄包车。护城河西是高高的城墙,远远能看见“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的电线”。孙多慈看着就有些发呆,眼中的画面,或者前世,或者来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后,她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读书,才知道这实际是幅不用任何修饰就非常完美的油画构图。

徐悲鸿眼中的纯洁少女孙多慈。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质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了。此时学校正以全省契税收入七十二万元为基金,筹办安徽大学。因为父亲孙传瑗也参加了学校的筹办工作,还带自己到学校来过两次,因此孙多慈对这一带比较熟。顺着护城河堤向西,还是围着老城墙绕行,大概半个小时吧,就看到北门外的吊桥了。过吊桥,走北城口街,进集贤门,绕城走了大半天,这才又回到了城内。《茫茫夜》中,质夫本是想到城内去的,但“在城内又无熟人,又没有法子弄得到一张出城券”,所以就放弃了进城的念头。想到这个细节时,孙多慈正走在北门内正大街上,当时就生出一种后怕,如果天晚了,我也进不了城,那该怎么办?但看到沿街商铺红红绿绿的招牌,闻到从沿街饭店飘出的油香气,她的心又变得轻松了。这才是她能够真实感受并能坦然行于其中的“城”啊!

孙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爱这座江滨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一次绕“城”而行得来的印象。中年之后,每每和儿女忆及,言语中还淡淡有一种甜蜜。过了知天命之年,独自在台北的画室,秋风四起,寒露渐生,童年关于“城”的印象,也时不时会浮到眼前来。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变故之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在吃饭。孙多慈说她下午放学回来晚一点,要和同学李家应去华中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父亲当时停住筷子,望着她,温和地问:“哦?什么电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阶段,父亲特别忙,很少看到他在家里呆。孙多慈有些气,就硬硬地说:“你现在政务缠身,哪还有时间看电影!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听说过吗?”

孙传瑗“呵呵”笑了,“说别人可能不知道,王汉伦我却十分熟悉,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呢。她的父亲彭名保,光绪年间是日新蚕桑公司经理,东门外的那一片桑园,都是他们公司种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剑青。后来从艺,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汉伦。”又说,“彭名保早年任安庆电报局会办时,在黄甲山,还设计发明了一部电话机呢!”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不会吧?王汉伦是安庆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复仇记》是她自己出钱拍的,导演请的是卜万苍,高占非、费柏清、陆品娟、蔡楚生等演员,都在里面扮演角色。我们同学都说好看死了,特别惨!”

“去吧,去吧。记着早点回来!”孙传瑗话语中,充满对女儿的爱意。

确如女儿所说,1929年夏秋的孙传瑗,不仅忙,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他的心里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一阶段,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这年3月,蒋介石下令,委任原冯玉祥旧部方振武,出任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5月,又以“皖人治皖”为由,调任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

方振武与孙传瑗同是寿州老乡,两人早年就有过交往,不过一个从文,一个习武。当年孙传瑗带蒙养学生投奔安庆时,方振武刚刚从安庆武备学堂毕业。后来在街头相遇,方振武还有意笑话他,“你这个寿州才子,胆子真大,怎么敢私下带学生投奔省城?家长真要追过来,还不把你给一刀劈了?”就笑笑,两人距离因此拉得更近。

安徽武备学堂原先在抚署东侧的演武厅,与尚志小学堂只一街之隔,从东围墙插上去,几分钟就到了。后来学堂搬迁到北城外敬敷书院旧址。光绪三十年(1904),安徽巡府诚勋招募新军三百名,就是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的。这之中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打响新军起义第一枪的风云人物熊成基。方振武在武备学堂,属于思想激进的学员,但勇中有谋,心机很深。武备学堂毕业后,方振武先是在安徽新军中任队官,后投奔到南京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部,被冷御秋协统提拔为排长。武昌起义爆发,方振武随徐绍桢响应起义,并身先士卒,屡建战功。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方振武逃往日本,在那里见到孙中山,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8年,方振武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大队长。1924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先后任直鲁联军别动队支队司令、补充旅旅长、二十四师师长。1925年12月,率部追随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任命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表面看,是蒋介石对方振武的信任,实则不然。这年年初,中国局势出现新变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矛盾由暗转明,形成公开冲突。先是蒋桂战争,后是蒋冯大战。方振武是冯玉祥旧部,自然是蒋介石重点防范的对象。这年6月,方振武来安庆赴任,第六路军被整编为两个师,也随之调至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将其嫡系韩德勤部调皖,用以牵制方振武,削弱他的军事力量。

武官从文,方振武两眼一抹黑。而此前的安徽,政府官员走马灯调换,没有任何公信力。让方振武略感欣慰的是,在省政府长长的工作人员名单中,他看到了旧友孙传瑗的名字。

方振武立即密招孙传瑗,在他办公室,两人相聊至天黑。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是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的理想。我此次来,一定要将这个理想在安徽实现!”

“怎么做?多办它几个学校,多出它几张报纸,多杀它几个害民的土匪头子!”

“辛亥革命在安徽,寿州老乡流血流汗,是出了大力啊!我们一定要在省城安庆建一座淮上军烈士纪念碑。”

方振武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说到高兴处,死命地拍自己的前脑门。孙传瑗一直点着头,受方振武影响,他的血管里,被压抑多年的青年时代的刚勇,又有萌生的冲动。但安徽官场人际关系复杂,加上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位寿州老乡的抱负,能否得到实现,还是一个大问号。

果然,第二日,蒋介石密电放到了方振武的办公桌上。

电文抬头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但内容却冷冰冰不容他有半点更改:“叔平兄:又着民政厅长吴醒亚,财政厅长袁励宸,建设厅长李范一,教育厅长程天放赴任。中正。”

面对密电,方振武愣了半天。但作为军人,他的天职只有两个字,服从。他只能按蒋介石已经搭好的框架行事。

1929年夏,安徽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出台——

主席:方振武

委员:方振武、方植之、吴醒亚、苏宗辙、郭子清、袁励宸、程天放、李光炯、江、李范一、孙传瑗、石友三

秘书长:方植之

民政厅长:吴醒亚

财政厅长:袁励宸

建设厅长:李范一

教育厅长:程天放

面对这样的名单,方振武哭笑不得。要说蒋介石没有给自己面子,那是说不过去的,毕竟秘书长方植之算是自己的人,苏宗辄、孙传瑗、郭子清三人都是方振武极力推荐的。但这四张牌在整个名单中,能有多大分量?况且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大厅的权力被控,秘书长方植之手中又能有多大权力?

安庆百姓对方振武的“皖人治皖”却抱有无尽期待。初到安庆那几天,沿街商家几乎日日鞭炮不断,市民们也天天举着小旗上街游行,“欢迎方总指挥来安庆主皖”的口号,此起彼伏,喊得方振武都生出烦意。那些天,安庆城大街小巷,比正月里玩龙灯、接财神还要热闹。

受这种气氛影响,孙传瑗情绪高涨,信心大增,工作劲头加大,工作节奏也加快了。母亲孙汤氏总是开玩笑对孙多慈说:“看你爸爸,手里稍稍掌一点小权,就屁颠颠不知天南地北了。”孙多慈自然向着爸爸,“才不是呢,爸爸本来就有本事,只不过大材小用,没有发挥之地罢了!”

但这一切,只不过两三个月工夫,在孙多慈看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的那个下午,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对于孙多慈,由火的高峰至冰的低谷,那场电影是个分界点。

放学出校门,孙多慈和好友李家应一起赶往天后宫华中电影院。天后宫原先是建在福建会馆内的庙宇,祭的是天后娘娘妈祖。早些年,春秋两度大祀,香火旺盛,半条街热闹非凡,以至于后来喧宾夺主,名气超过福建会馆,成为安庆城一大去处,并由此叫响了一条街道。天后宫往东,火正街走到底,便是安庆五大城门之一的枞阳门,出了城门,就是安庆人说的东门外了。福建会馆早些年气势了得,天后宫从东到西半条街,都是它的地盘。父亲孙传瑗说他第一次进福建会馆,看到大有亭榭楼阁,小有名花珍木,左荷池,右石山,就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闯到哪个官宦人家的后花园来了。民国之后,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会馆势力,逐步被以行业性质为中心的各业公所(后演化为同业公会)所替代,福建会馆也随大势趋于衰败,迫不得已,将会馆主建筑改建为爱仁大戏院,对外出租,以租金勉强度日。爱仁大戏院可容四百左右观众,规模不小,但经营状况平平。后来换老板重新营业,乱七八糟什么都演,包括早期无声电影“影子戏”。没想到无意插柳柳成阴,影子戏一在安庆露脸,就轰动了半个城。大活人能在银幕上走动,这在当时,可是惊天新奇事。孙多慈也吵死吵活要父母带她过来看,结果一看就上了瘾,只要是新片子,一部也没有拉下。爱仁大戏院的生意,由此也一火冲天。老板赚了钱,便投入更多资金将剧场修缮一新。1929年初,戏院改名,正式挂出华中电影院的招牌。这一年安庆的电影业,也从默片时期进入有声时代。

《女伶复仇记》的故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位同学,汝南和尤温同时爱上温情女伶幽兰。接触过程中,幽兰因与汝南的感情发展迅速,从而冷落了尤温。尤温恨从心起,找由头将汝南打成双目失明。幽兰愤而复仇,却被尤温手下劫持,并欲施非礼,幽兰以死相抗,结果被尤温关进土牢。多年后,幽兰从土牢逃出,欲与汝南重温旧情。不料双目失明的汝南,以手相抚,竟不相信眼前的苍老女人就是当年相爱的幽兰。面对如此结局,悲痛欲绝的幽兰,只能选择以自刎了却一切……

当电影院灯光暗下来,当银幕上出现电影片名,那一刻,不知为什么,孙多慈心中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怯意。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这种怯意越来越强烈。特别看到幽兰被关押进土牢里那一段,这种怯意,又转换成无边的恐惧。恐惧惊悚而慌乱,潮湿而黑暗,似乎从天而落,没有任何依附,茫然而无法掌控。土牢里关押的,好像不是银幕上的幽兰,而是她自己,或是她的家人。当这种怯意在心中转化成一种委屈一种伤感时,眼中的泪水就控制不住了,该哭的地方她流泪,不该哭的地方,她的泪水依旧汪汪。电影从头放到尾,手中的一条小手绢,就一直没有干过。

从电影院出来,孙多慈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匆匆往家里赶。李家应跟在后面喊了她两声,想邀她再去逛四牌楼,她却话也顾不上回,急急消失在人群中。

穿过吴越街,穿过宣家花园,离家越来越近,她心中的恐惧就越来越有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而这种压迫感,使她似乎在冥冥中得知,家中肯定要出什么大事。当远远地看见方家大屋大门洞开,看见巷子里挤满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邻居,看见这些邻居一看到她就缄口不语,她就知道她的预感得到了验证。那一刻,她隐隐看到头顶上的天,阴云密布,越压越低,甚至一抬手就能触到。而她的神经,在这一刻也完全崩溃,她的腿有些软,她不知道如何再迈动自己的脚步。

但随她走进方家大屋,望见家里家外一脸沉重穿进穿出的下人,这种恐惧,陡然间全部消失了。似乎一瞬间,她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蜕变,由一个无忧无虑的纯情少女,成熟为饱经沧桑的冷静女子。看见孙多慈回来,下人们都立住不动了,眼睛齐刷刷投向她。孙多慈也不问,径直走了进去。母亲搂着弟弟孙多括,神色无助,呆呆地坐在客厅父亲常坐的竹摇椅上。哥哥孙多拯面无表情地坐在一边。

“你爸爸,被南京来的人带走了。”怔了好久,母亲才轻轻向孙多慈吐出这几个字。

孙多慈平静地抱着母亲的肩膀,拍拍,什么话也没有说。

这天下午,孙多慈离开家不到半个小时,省府大院那边就匆匆来人向孙传瑗通报,说南京那边来了一行人,点名要找省府秘书长方植之、省府委员苏宗辙和孙传瑗,恐怕来者不善,让他赶紧找地方躲一躲。孙传瑗虽然早有南京方面可能会对自己动手的预感,但对方行动之快,下手之狠,仍让他始料不及。

方振武在安徽所作所为,本来就让蒋介石放不下心。这期间,他又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在郑州结拜了金兰之交。密报传至蒋介石处,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9月22日,南京发来紧急电报,要求方振武去南京述职。方振武心知肚明,冷冷一笑,“这一去如赴汤蹈火,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不能去啊!”他找了个借口,让民政厅长苏宗辙代行述职。

3天后,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叔平兄,怎么没有来南京呀?”

“我的身体不舒服,实在是去不了啊。”

“你还是来一下吧,我同你还有要事相商。已经派安丰舰接你去了……就这样,见面再说吧。”不容方振武回话,他把电话挂了。

方振武转到孙传瑗办公室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看来不去还是不行啊!”

此间,也有风传说孙传瑗是孙传芳同宗亲信,近期又成方振武左右膀,蒋介石很不高兴,准备对他施以颜色。孙传瑗害怕,就想出去躲一躲。方振武不以为然,“你一介文官,手无缚鸡之力,对他能构成什么威胁?放心,有什么事,也牵涉不到你身上来。”

26日,方振武带着卫队乘安丰舰离开安庆。几乎在同一时刻,蒋介石在南京接连下达两道手令:

命令方策率陆军第六师速达安庆接防;方鼎英率陆军第十师速达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将方植之、苏宗辙、孙传瑗逮捕,押送南京。

方振武乘坐的安丰舰,恐怕还没有驶出安徽的江面呢,孙传瑗就在家中被押走了。

安庆五大城门之一的盛唐门,民间俗称小南门。现不存。

1929年的第一场秋雨,在这个夜晚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秋雨夹着秋意,带有一种无言的苍凉。恰恰又逢上停电,烛火在风中摇曳着,忽儿明,忽儿暗。没有父亲身影的客厅,更显得空空荡荡。

孙多慈坐在母亲身旁,轻轻为母亲拭着眼泪。

“你爸爸被带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让你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学业。”

“我知道。”

“你爸爸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你身上,可别让他失望啊!”

孙多慈没有回答。但那一刻,十七岁的她,知道自己长大了。

相比之下,这年秋天的安庆之乱,远比孙多慈家庭之乱来得狂野。方策率陆军第六师应蒋介石之令接防安庆时,本已率军南下继任安徽省主席的石友三,突然被改派赴两广与李宗仁、陈济棠部作战。石友三强烈不满,于是10月在江苏浦口发动兵变,重兵围攻了南京城。这之前的9月28日,已驻防安庆的石友三部秦建斌师,因怨恨方策陆军第六师对他们的牵制,也在安庆城发生了骚乱。不过安庆这场骚乱的性质,更接近于一场兵灾。

孙多慈目睹兵灾的全过程。

那天下午放学,孙多慈绕道到刘松林笔店去挑一支水笔。已经往家里走了,在四牌楼胡玉美酱坊门口,就听见身后一片骚动,马上就有人一脸惶恐奔过来,“不得了啦,士兵在店铺里抢东西啦!”

一街人都把脖子伸长往后看,“哪家?哪家?”

“还在海华鞋店呢,一街的店子都被抢空了,柜台也被掀翻了!”

还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见一群身着黄军装的持枪士兵,大摇大摆由国货街转过弯来。军装之“黄”,黄得蛮横,黄得无理,刹那间,窄窄的四牌楼被这“黄”给浓浓罩住了,成为灾难之地。

商家的老板、伙计也顾不得许多了,“辟哩啪啦”纷纷抢上门板。而没来得及关门的商家,那些急红了眼,已经撕开脸皮的士兵,枪一横,就直接冲了进去。老板态度好一些,他们还慢条斯理从货架上拿。稍有反抗的,抬起枪柄就朝柜台上砸。沿街的华利鞋店、三捷鞋店、久大恒绸布店、永聚恒百货店,不管需要还是不需要的东西,只要是能看到的,统统都揽到自己怀里来。亨得利钟表眼镜店里的那些钟表眼镜,更被洗劫一空。宝成银楼、正泰昌银楼和宝庆银楼虽是士兵眼热的对象,但三家门户坚固,早早地就关起来了,士兵们用尽方法,也无法将它们砸开。

面对这一切,孙多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呆呆地立在那儿。还是一位过路的长者暗暗推了推她,“这是个是非之地,你一个女学生,还不快跑啊!”这才醒悟过来,气喘吁吁跑回汪家塘。

晚上就有各种消息传过来,说西门外也有军队起事了,他们冲进河街上的厘金局,想撬开里面的保险柜,结果没有得逞。厘金局的局长张啸岑,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听到消息,当场就吓得小便失禁。又说有另一批士兵在北正街省立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强行带走了十多位女学生。出城后,有一位女生拼死拼活不愿意,结果被一枪打死了。陆军第六师师长方策,也在这场兵灾中被掳走,后被挑断脚筋,成了个废人。

那一夜,整个安庆城人心惶惶。

半夜里,孙多慈从噩梦中惊醒过来,在梦中,她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女学生。

难道这就是父亲梦想参与的政治?实在是太可怕了。在她的想像中,政治应该是和鲜花、掌声、列队欢迎的锣鼓联在一起的。而她目睹的这一切,包括父亲的被抓,实在是太丑陋,太卑鄙、太黑暗、太险恶了。

几乎同时,作家郁达夫接受省立安徽大学邀请,担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9月29日中午,郁达夫从上海乘船抵达安庆。10月1日,郁达夫专门转到大南门内正街,在当年曾经来过的一家清真餐馆吃了午饭,后来又到东门的城头上转了一圈。10月6日,安徽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他为赤化分子,并列上政府重点清查的黑名单。闻此消息,郁达夫吓得半死,立刻赶到了招商局码头。“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后来他在日记里说。

10月8日,郁达夫从安庆回到上海,夫人王映霞见怪不怪。去安庆之前,她就担心他的工作会有变故,所以买的是来回票。不过让她恼火的是,也不至于走得匆匆,连行李物件都丢在安庆。不得已,王映霞只好自己去了一趟安庆,不仅代郁达夫向学校要到了一学期的薪金,而且也把他的行李给取了回来。

虽然只去过安庆一次,王映霞却深深记住了这座江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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