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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连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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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孙多慈1930年素描《瓶汲》 孙多慈自画像 十一、 闺中密友 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

孙多慈1930年素描《瓶汲》

孙多慈自画像

十一、 闺中密友

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家应是坚定的支持派,吴健雄是坚决的反对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后,两个闺中密友的态度大转换,李家应成了坚定的反对派,吴健雄则成为坚决的支持派。

1934年大风之夜,孙多慈写《李家应》。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荒牛,你是落水狗,你当真还能大得过我?”

李家应老家在安徽含山,父亲李立民与孙多慈父亲孙传瑗一样,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庆的。民国之后,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过多年。后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家小一直放在安庆。李家应个头与孙多慈相仿,但略壮一些,性格也更直爽。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个人情感等,也比孙多慈要果断。她的这种性格特点,七年之后在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会长是宋美龄,浙江分会会长蔡凤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夫人。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在李家应打理下,短短几年,成绩突出。1942年春,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奉宋美龄之命,专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这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服饰华丽的俄罗斯籍女士,对李家应的工作称赞不已。1943年,日军逼近丽水,李家应率保育院迁至云和县,1944年又迁往平阳。尽管条件恶劣,李家应还是带领全院教职员工,垦荒千余亩,办起了农场、畜牧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此外,他们还修建校舍,创办工艺组,自己动手织布、做鞋、缝纫、织袜,基本解决了师生生活所需。此时的保育院,实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农场学校。1945年8月,李家应因身体欠安,离开第一保育院,相处七年的学生闻知,相送三十余里,一路哭声不断。1945年10月,李家应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八年胜利纪念勋章。

当然,此是后话了。

李家应也是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闺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此时,也是孙多慈相对苦恼的时期。于是,更多时候,李家应只是一个倾听者。

正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新生,孙多慈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徐悲鸿对自己若近若远,若即若离,似乎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那段时间,他极少约孙多慈去他的画室,有时孙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态度也不比往日。虽谈不上是冷淡,但也绝说不上是热情。他总是处在绘画创作状态,与孙多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即使说了,也不在路子上。孙多慈很失望,如果徐悲鸿真对自己穷追猛打,她可能无所谓,不觉得这是什么快乐或幸福。但徐悲鸿对自己不冷不热,在感情上,她又一时接受不了,心里面始终空荡荡的。抬眼看头上的天,垂首看脚下的地,感觉都是灰蒙蒙一片。

孙多慈是无遮无掩的人,她的这种情绪,在闺中密友李家应面前,自然都表现了出来。

李家应认为孙多慈爱情之途险象环生。“如果真想和徐悲鸿相爱,在你心理上,至少要冲破三道障碍:一,年龄的障碍,他毕竟比你大十七岁,做得你的父亲了,现在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你四十岁、五十岁时,想想看,他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你能适应这种年龄差距?二,道德的障碍,师生恋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又是与徐悲鸿这样知名画家的师生恋,负面影响更要加倍。前期你们还没有闹出什么,小报记者就编了那么多花边新闻,如果真有什么故事,还不把一个南京城给炒翻天?三,家庭的障碍。你这边是你父亲的反对,他那边是他夫人的阻挠,尤其是他那个夫人,据说特别凶狠,你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怎是她的对手?”

孙多慈“扑哧”笑出声来,“到底是社会学系的高材生,说出话来,也一套一套的。哪有那么严重,我只是和他交往密切而已,暂时还没有超过师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在乎他对你的态度。”

“不在乎也是假话,我是学生,当然希望得到老师的宠爱;我是个女学生,也当然希望得到男老师的关爱。人之常情嘛。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期待与他在感情上能有什么发展。”

李家应说,“我有个馊主意,装作听取他的意见,说有男学生在追求你,和他半公开摊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孙多慈不以为然,“这种下三烂的方法也拿得出手,他不笑话你才怪呢!”

“也只是试一试嘛,并不伤害你什么,也许有效果呢?”

孙多慈想想也对,就按李家应教的方法,到徐悲鸿画室,故意轻描淡写地把这事说了。

徐悲鸿并不接她的话头,笑笑,故意说起了另一件事,“昨天还是前天上午,有一位青年,经老朋友介绍,到我这里来,说要学习绘画。我看他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就料想是哪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于是我对他说,‘绘画是小技,但可以显至美,造大奇,非锲而不舍,勤奋苦学不易成功。’我又对他说,‘还需要有一种准备,即使你学有成就,在当今的社会里,未免有饿肚子的忧虑,所以还要有殉道者式的精神,必要时要把整个生命扑上去。’那位青年听我说得如此恐怖,凳子也坐不住了,赶紧溜了出去。”

孙多慈先还不明白徐悲鸿的意思,也跟着傻傻地笑了笑,后来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寓意,脸马上红成一团,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徐悲鸿走过来,抱住了她的臂膀。“你放心,老师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现在你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份变了,关系变了,环境也变了,有些事,就必须避一避。这一阶段,外面风言风语传得厉害,我家里那一位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如果真闹开来,徐悲鸿个人得失事小,你的前途事关重大。所以在近两三年内,我想,还是把我们的感情放一放。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来。你是我极力推崇的学生,如果你的画技两三年没有长进,出不了成绩,你让我对外界,怎么解释这一切?你那图画满分的佳话,岂不真要成为徐悲鸿一生的污点?懂吗?多慈!”

孙多慈是乖巧女孩,自然很快就领悟了徐悲鸿的这番良苦用心。而她更感动的,是他最后那一声亲切的“多慈”,似乎是一盆火,能把她整个身体,都实实在在地融于其中。

后来孙多慈把徐悲鸿的反应说与李家应,李家应也感到敬佩,“徐悲鸿教授是真汉子,一生有这样的男人为知己,死也足矣!”她从心里发出感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孙多慈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的高峰阶段。晚年她向子女讲述这段往事,总是眯着眼睛,一片得意之情,“那时候,脑子里真的一片空白,除了学习,学习,还是学习。在学校里,我的生活路线基本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图书馆——教室——宿舍,甚至星期天也不逛大街。”除了美术专修科的专业课以外,她还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选修课程很满意,他对她说:“胡小石是国学大师,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古诗选》,堪称中国第一。你喜爱古诗词,肯定获益匪浅。徐仲年是我们教授会主席,翻译家,鲁迅的《呐喊》,就是他译成法文推荐到国外去的。盛成的《我的母亲》能不能读好,就看你跟在他后面学得如何了。”又开玩笑说,“宗白华的《美学》,恐怕是出于老乡和前辈的面子才选的吧。”见孙多慈开口要辩,他笑笑道,“当然是一句笑话。在国立中央大学,在美术专修科,不选修宗白华的《美学》,专业课再好,也不能及格。宗白华可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哦!说来有趣,美学界‘南宗北邓’,都是你们安庆人,而且与我关系都不错。‘南宗’宗白华算得上是至交,‘北邓’邓以蜇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之后,记得你曾经说过,七扯八算,你们还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呢!前些天去北京,我还专门拜访了邓以蜇,欣赏了他珍藏的完白山人的书法作品,那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康有为说‘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皆能为篆’一点不假啊!有机会去北京,你也要好好学习。完白山人邓石如,在你老家安庆,应该算第一名人啊!”

那时候,中央大学有四位裸体模特,其中一位是上海请来的,另外三位,都是南京本地挑出来的少女。孙多慈习惯了临摹石膏像,第一次面对真人,多少还有些不自然。一些男学生的眼光,也怪怪的另有一种色彩。徐悲鸿对模特很尊重,上课之前,总是向模特行注目礼。他也要求学生们对模特的献身艺术的精神表示尊重。

圈外的人对模特总有其他的联想,不少外系的学生谈至此,还有一些不理解,那天在食堂,几位同学为此相争,有一位老夫子居然怒气冲冲,“既然是实物写生,为什么偏要裸体人物?狗啊猫的,也同样可以用嘛!”

孙多慈在这边桌子吃饭,本来可以不多事,但听至此,实在忍不住了,立起身来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这是徐悲鸿授课时的原话,孙多慈在此只是照搬,但合乎情合乎理,掷地有声。

争论的几位同学不出声了,一起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这位冷美人。

后来孙多慈拿此事在徐悲鸿面前表功,徐悲鸿果然高兴。又感慨说:“现在的社会,封建残余思想盛行,鼠目寸光者,少见多怪者,比比皆是!尽管不合时代潮流,但想彻底转变,也非易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共同努力吧。”

这年年底,徐悲鸿一家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

吴稚晖出资为徐悲鸿买下的这片宅地,在鼓楼坡之北,之前是一片荒凉的坟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随“建设新首都”计划启动,南京地产业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地价飞涨。三千块大洋在当时不算是小数目,但在傅厚岗,也只能勉强圈下两亩地。南京老人回忆傅厚岗,都记得徐悲鸿公馆内的两棵大白杨,树干有十数米高,树冠如盖。徐悲鸿新建的画室,就坐落在两棵白杨的树阴之下。类似的巨大白杨,南京城只有三棵,另一棵在城南。当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火车徐徐驶进下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们。

徐悲鸿公馆未落成之前,孙多慈拉着李家应来看过多次。这是栋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建筑主体为欧式风格,但中间又糅进了有中国传统的庭院色彩。别墅下为客厅、餐厅,上是主人的卧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为宽敞的庭院,四周以篱笆筑成隔墙。

孙多慈她们并不敢走近,立在街的这一边,遥遥相望。更多的时候,孙多慈一站多时,半天不想移身。李家应就笑她,说:“又动起你那小心思了吧,是不是急着进去做女主人?”

孙多慈就用胳膊捅捅她,“去,把我想得那么俗,至于这样吗?”

李家应说:“想做女主人有什么不好,这是你们感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最终结果。作为你闺中密友,我也想在这样的公馆进进出出啊!”

孙多慈低下声和她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这个做学生的,总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东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摇太显眼了,让师母知道了,又会不容忍。你脑子灵活,帮我给拿个主意吧!”

李家应想想也是,但脑子转了半天,也不知送什么合适。

孙多慈说:“我倒是有个谋划,自知也还算是个绝点子,但不知……”

李家应开玩笑地说:“不会是安庆地方特产胡玉美蚕豆酱吧?”

“去!”孙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要是送几箱胡玉美蚕豆酱,再配上师母的陈年老醋,那先生可就够受了!”

两人当街哈哈大笑。

之后孙多慈认认真真地说:“我盘算着,先生公馆有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枫树苗,让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李家应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既特别又有新意。到秋霜季节,踱步于庭院,看一树红叶,徐悲鸿教授马上就想到了你。而他夫人,即便知道是别人送的礼物,都不会想到是你这个小丫头送的。不仅仅如此,随枫树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高,你这礼物的意义,就越发凸显出来。到我们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对徐悲鸿的这份心思,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但她仍有一些担心,“可是,你这些枫树苗哪来呢?”

孙多慈显得十分得意,“那就是我老爸的事了。安庆有个农事试验场,在皖江公园内,他应该有办法吧!”

当搬运工人将从安庆运来的数十株枫树苗运到傅厚岗时,徐悲鸿也大吃一惊。之前孙多慈说是有特别礼物相送,他并没有在意,估摸着也就是瓷器、玉雕,或者古籍善本什么的,因为她父亲在安庆,有此雅好,据说李氏“慎余堂”的藏书,有好多就转到他手上了。没想到孙多慈出手的礼物,看似大俗,实则大雅,让人喜出望外。想想看,曾经是一片荒坟的徐悲鸿公馆,有数十株红枫在其中点缀,三五年之后,将是道什么样的醉人风景?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有此大礼,”徐悲鸿和孙多慈开玩笑说,“我还真需要配部好车,不过这车,怕是四个轮子满地跑的新式汽车了。”

“也不一定要车,”孙多慈也随着徐悲鸿的思路前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同样也是一种境界。《山海经》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弃其械,化为枫树。’这不好,半夜散步,蚩尤出来,恐怕要吓坏先生。我喜欢《西厢记》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秋长天高,云轻风淡,红枫婆娑,青竹扶疏,弯弯一条青石路,移步其上,低唱浅吟。那种感受,天不醉人人自醉啊!”

徐悲鸿半日不语,之后轻轻叹了口气,“果真有这一天,能与多慈一起在枫林间散步,那悲鸿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啦!”

可惜这数十株枫苗,栽下不到半年,5月初,立夏前后,蒋碧微趁徐悲鸿赴上海为张大千祝寿之际,吩咐园丁把它们全部砍了。也就在那些天,她请来园林工人,在园内突击移种了多种观赏植物,如梅,如桃,如李,如柳等。院内草坪上,也植上了新草皮。草坪中间,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

徐悲鸿从上海回来,一切都变成现实。

蒋碧微向徐悲鸿解释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

徐悲鸿闭口不语。他从蒋碧微笑容背后,知道她一定弄清了枫树的来历,所以才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行动。但她不说破,你也没有办法戳穿她。这也是蒋碧微或高超或阴损之处,明明知道徐悲鸿不同意,也不与他商量,先斩后奏,办好之后,才一脸堆笑告诉他。但她的态度,仍是满心虔诚,似乎对徐悲鸿,绝对惟命是听。

徐悲鸿的怨气,只能暗暗发泄。此后向别人介绍公馆,他总是以“无枫堂”而笑之。他的闲章中,也多了一款“无枫堂”。这一阶段,他的画作常以枫树为景,而画后,必钤上“无枫堂”印章。蒋碧微看见了,知道他是在泄心中之怒,虽也恼火,但绝不敢吱声。时间长了,她还是忍不下这口气,总是借赏画之机,挑些“无枫堂”的毛病。徐悲鸿毛了,一气之下,干脆改“无枫堂”为“危巢”,并专门做了篇《危巢小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实徐悲鸿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无枫堂”已经充满感情危机,这个勉强维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搬进傅厚岗6号后,孙多慈去徐悲鸿画室的次数就少多了,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敢独自过去。随艺术专修科的同学自然来过多次,但只要看见蒋碧微,就缩着头挤在人群最后面。在徐悲鸿新画室,孙多慈最感兴趣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右为“独持偏见”,左为“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气魄雄健,似乎在宣泄他一腔的怨气。孙多慈暗暗想,这个“独持偏见”,这个“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对与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态度吧。

孙多慈的另一位闺中密友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届,但不同系。吴健雄1930年初进中央大学时,念的是数学系。后来她到图书馆看书,翻阅到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第二学年,她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
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个系还有自己的系花,吴健雄秀丽聪慧,是物理系的系花。孙多慈文静温和,是艺术专修科的系花。系花对系花,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相见。

国立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在北极阁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学校向教会租用的楼房,东、西、南、北共四栋,房间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个同学,也还有单身宿舍。吴健雄初入学时,住南楼,是三人间,后为专心念书,又搬至南楼后的小平房。同学因此戏称她为“南楼琼花”。但吴健雄是典型读书型女学生,在学校,不是上课,就是在实验室,或是关门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会交往。

孙多慈早就想与吴健雄结识,只是没有合适机会。后来在图书馆,临座有一位女同学,姓刘,也是理学院的,两人相聊,就说到吴健雄。对方和吴健雄不仅相识,而且还是要好的小老乡。也是个热心人,听说孙多慈想结识吴健雄,二话不说,拉起孙多慈,就要领她去吴健雄宿舍。

孙多慈有些犹豫:“我们这样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谁说呢,吴健雄热情开朗,对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认识呢!”

初次相识,礼节性的见面,双方并没有深聊。但两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不仅仅如此,此后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包括后来结成儿女亲家,都在这一次见面中,埋下了长长的伏笔。

孙多慈晚年曾写文章称赞吴健雄:“远在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们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那时的健雄是一个娇小玲珑,活泼矫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苏太仓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两百左右的女同学中,她是显得那样地突出,当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标,不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去教务处领取奖学金,正好吴健雄也过来领奖学金,两人再次相遇。从教务处出来,两人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就已经无话不说了。那个阶段,孙多慈因徐悲鸿有意疏远,思想上有些苦闷,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细心的吴健雄观察到了,便把孙多慈悄悄拉到一边,指指她的脑袋,问:“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孙多慈红着脸,“没有啊,我这里能有什么问题?”

吴健雄,孙多慈国立中央大学同学。

吴健雄说:“你的那些风言风语,全校都知道,我吴健雄能充耳不闻?说,是不是徐悲鸿教授欺负我们多慈了?”

孙多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

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岁,虽同样是花季少女,但远比孙多慈老练精干,为人处世也有章有节。两人第一次相见,孙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觉。

这天吴健雄破例没有读书,两人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来来回回,走了两三个小时。从生活到学习,从理想到情感,几乎聊了个底朝天。特别是孙多慈,与徐悲鸿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竹筒倒豆子般向吴健雄说了。

吴健雄态度十分明确。“徐悲鸿是优秀画家,是血性汉子,也是温柔情人,确实值得女人去深爱。但这个女人,不应该是你孙多慈。想想看,你还年轻,你的前途远大。这样不明不白卷入感情漩涡,是不是太早了些?”不仅仅如此,她还为孙多慈的处境深深担心,“徐教授夫人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你一个女学生,弱女子,哪是她的对手啊!”最后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字,“断”。并再三强调,“现在的局面,乱如一团麻。作为当事人,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当断则断,不然的话,近则影响你的学业,远则影响你的前程。”

孙多慈也觉得吴健雄的考虑在情在理,但真让她下决心,也不那么简单。已经迈向感情漩涡的这只脚,想及时抽回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是件容易事啊!

1932年底,徐悲鸿与刘海粟发生激烈的口水大战。

刘海粟举行“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一位叫曾今可的文人,为展览写了个序,发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上,文中说:“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

11月3日,徐悲鸿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并指责对方:“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

11月5日,刘海粟也在《申报》刊登《刘海粟启事》,称:“图画美术学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者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同日,《申报》还刊出《曾今可启事》,说:“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傅厚岗6号徐悲鸿公馆,先名“无枫堂”,后改“危巢”。

11月9日,徐悲鸿在《申报》再次刊登《徐悲鸿启事》:“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敬,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孙多慈身为局外人,但她的愤怒,绝不亚于徐悲鸿本人,那些天和吴健雄闲聊,总是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有时候吴健雄故意激她,说不管如何,刘海粟也是当今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厚此薄彼,不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一个学生应持的立场。孙多慈就满脸通红,辩解说:“他的成就怎么能和先生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如果他真有自己吹嘘的那番成绩,为什么不请他来中央大学任教?”

看到孙多慈如此认真,吴健雄忍不住就笑起来,“还说对徐悲鸿教授无所谓呢,你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对他的爱意表现出来了!看来我的劝说毫无用处,在个人情感的漩涡里,你已经连身子带头,全部被卷进去了!”

孙多慈的话头戛然止住,就笑,脸如三月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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