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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连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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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带着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孙多括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在大观亭之上,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 ...

四、 旁听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带着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孙多括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在大观亭之上,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南岸那远远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经满十八周岁了。“倚槛苍茫千古事;过江多少六朝山。”面对大观亭门柱上这副对联,她停步良久,心中也生出许多苍凉的感慨来。

几天后,父亲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他们将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一家,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分开三个月之久的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从下关大轮码头下船,踏上南京城的街道,孙多慈突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她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但她感觉,这座城市,与她,与他们一家,肯定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原以为父亲肯定是一副萎缩潦倒之象,甚至想像他完全变了个人:两颊瘦了下去,眼睛也凹得多深。在家里基本看不到的胡须,又深又长,挂满两腮。关键是他眼中充满激情的锐气消失了,替代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是绝望的惆怅。但让孙多慈没有料到的是,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打垮父亲,反而在他身上,生出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威武不屈之气。

顺着长长走廊走过去时,父亲正在斗大监室之中,消消停停地与监友下棋,看他神态怡然自得,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阶下之囚。明明知道夫人带着三个孩子来看他,也不回头,倒是他的监友一再提醒,并且把棋盘推了,这才逼他回转身来。

看见父亲,孙多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你这傻孩子,哭什么。”孙传瑗笑着将她拉过来,“来,介绍你认识蒋叔叔。蒋叔叔蒋方震,字百里,地地道道的民国奇人。你读过的《浙江潮》、《改造》,中国一流大刊物,都是他主编的!爸爸此次能与他同监,是三生有幸!”

蒋百里的名字,孙多慈有所耳闻。报刊介绍他是军界奇人,有“中国兵学泰斗”之誉。这位光绪秀才,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回国,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又赴德国学军事。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其主编的《改造》杂志,在国内的影响,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倾注他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十六套八十六种,是民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都是在共学社出版的。1929年末,因参与唐生智联手石友三的反蒋活动,也被蒋介石秘密关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孙传瑗对蒋方震说,“我这个女儿孙多慈,是我的最爱,常和你说‘平生爱女胜爱男’,指的就是这个丫头。”

孙多慈礼貌地与蒋百里打招呼,但她的眼睛里,泪水依然无法止住。

孙传瑗不高兴了,把脸一沉,道:“还记得孟子《告子》关于‘动心忍性’那一节吗,来,背来给我听听。”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孙多慈一边哽咽,一边背诵出来。

孙传瑗满意地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实。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从小就和你讲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艰苦磨炼。家庭变故,人生坎坷,环境恶劣,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磨炼人,造就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修养人格,坚强意志,致力学问,创造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至大至刚,塞乎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吗?”

孙多慈半跪在父亲身边,一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

“好,你给我记着,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抓紧时间,认真准备,还是按照我们原先订的计划,报考国立中央大学。”

在安庆女中,孙多慈一直是学校的骄傲,国文、数学、英语三门重点课目,只有数学略差一些,另两门始终是高分。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安庆女中的校长也把孙多慈当作一面旗,无论校内校外,大会小会,总是得意洋洋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我们安庆女中有两位才子,一个苏雪林,现在是安徽大学的教授了;另一个孙多慈,将来还不知道如何发达!”

1930年是孙多慈命运转折关键之年,随着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做了细致的商量,当时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可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短短两个多月下来,各课成绩直线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

从南京回来,这种状况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知道父亲所说的一切,但要真正安下心来,非常困难。

母亲非常着急,但也非常无奈,“你这孩子,命真不好,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爸爸出了事。”

孙多慈表面上还是很乐观,她安慰妈妈说:“你放心,吉人自有天佑,你女儿呀,肯定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料。我会努力的!”可私下里,她的心思就是定不下来。只要一捧起书本,爸爸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来了。就想哭,就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眼睛、耳朵都捂住,什么也不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瑗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上前一看,竟然是父亲,就快活地“啊”的一声大叫,把父亲死死抱住,生怕别人再把他从自己身边带走。依旧泪水满眶,但这个泪,是高兴的泪。

孙传瑗在她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你这个傻丫头,爸爸大难不死,又逃过一劫,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哭出来了!”

孙多慈看着父亲,也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地傻笑。

坐下来细谈,话题很快就绕到孙多慈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备情况上来。“怎么样,你有多大把握?”

孙多慈难为情地笑笑,怯怯地伸出三根指头。

孙传瑗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把失望之意掩饰过去,脸上依旧挂着一丝笑意,“我估摸着你也考不上。爸爸关在老虎桥监狱,你心挂在爸爸身上,哪还有心思复习准备?”

“也不是,我……”

孙传瑗摆了摆手,“你不要气馁,上不了国立中央大学,就上省立安徽大学,在安庆当地,爸妈还可以多照顾你一些。”

孙多慈略略迟疑,还是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那更好,如果考不上,我想改学绘画。先在中央大学旁听一年,明年再考。”

父亲很意外,“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念头?”

孙多慈淡淡一笑,没有深说。

其实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元月上旬,孙多慈去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期间,恰逢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孙多慈那天正好路过,完全是无意识的,也随人流走进了展览大厅。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但那只是个模糊概念,具体画面,只能按她自己的想像做最大的发挥。而现在面对的《田横五百士》,却是强烈地震撼人心能够触摸的场景。在这幅巨画前,她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她只知道,她被画作右上角那片蓝色深深打动了。“蓝”是深邃的天空,其大可以包容一切。由“蓝”而衬出白云,浓烈而突出,与“壮”之意相互呼应。画面上的所有人物,因有深邃的天,浓烈的云,从而形象高大,心胸高远,言行举止也有了“壮”的威武,“壮”的雄健。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读到了紫天《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由此她也深深地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没有说话,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道,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着她们过来的,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她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国立中央大学的大门,类似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过结构上要简单些,造型也很平淡,更谈不上什么大气势了。它由四根方形立柱为支撑,宽约十多米,高在六米左右,单单薄薄的孙多慈从下面走过,显得十分渺小。穿过大门,大道笔直,远处圆形的带堡状屋顶的建筑,别有一种欧洲风情。

迈进中央大学大门的那一刻,孙多慈的心,就有些怪怪的,并不是慌乱,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黏黏的如胶状的东西,还没等她做出反应,一下子就把心给吸住了,牵引着她,迫使她不自觉地跟着它走。而且她感觉,这种行走,一时半会还不能终止,似乎绵绵无尽,似乎遥遥无期。不害怕,也不讨厌,只是好奇,只是刺激,就想以自己的生命,陪着它一直走下去。

多少年后,孙多慈反复回忆到这一细节时,最终明白,那就是冥冥之中,爱情对她的呼唤。

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创建于1903年的两江师范学堂。

193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4月,国民政府成立。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国立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被合并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张乃燕出任首任校长。1928年2月,依照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决议,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国民政府推选吴稚晖出任,但吴稚晖一直未能到职,校长一职,仍由张乃燕续任。孙多慈报考中央大学时,国立中央大学共设八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下设四个系科。孙多慈报考的,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考试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即便是孙多慈擅长的写作,也始终找不到感觉。来南京报考中央大学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来就不是特别出众,这种才华又只显露了二分之一,自然无法与强手一拼。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从南京回来,孙多慈情绪很沉闷,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成天到晚只知道画画,连饭也是弟弟孙多括送进来。前后折腾了大概有半个月,这种低落的情绪发泄完了,再从屋里出来,她也换了个人,身子瘦了一圈,脸色也苍白如纸。

父亲见怪不怪,“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说着,递过来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

早先年,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吧,就听父亲说过宗白华教授。当时父亲带她去招商局码头接他一个朋友,从高井头上来,快到小南门时,父亲指着一处老宅子对她说:“这户大门头是方公馆,里面住的方家,在桐城是名门望族。早先有大学者方东树和方宗诚,现在他们家的外孙宗白华,在中国,是诗人,是哲学家,还是了不得的美学家。中国美学现在有两块牌子,叫‘南宗北邓’,其中‘南宗’就是宗白华,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留的学,现在是东南大学美学头一块牌子。‘北邓’指的是邓以蜇,也是我们安庆人。当年在尚志小学堂时,我还当过他的老师呢。”孙多慈后来经过方公馆,都会忍不住抬头对那边多望一眼。

“你现在大了,路要自己走。爸爸也只能帮你引引路了。走好走坏,你自己把握,只要不让爸爸失望就行。”

孙传瑗极力显得平淡显得轻松的话语,让孙多慈非常感动,她的鼻子酸酸的,突然想紧紧抱住父亲痛哭一场。

父亲拍拍她的肩膀,说:“也好,本来你绘画就有基础的。当年萧谦中到我们家来,还建议你去北平找他呢。”又说,“我打听了一下,中央大学的艺术专修科属教育学院,画家潘玉良也在那里任教。潘玉良的老家在桐城,小时候很苦,后来沦落至青楼。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把她救了出来,后来两人在上海结合,就做了潘赞化的二房。潘赞化我见过几次面,但他夫人一直不认识。如果能进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最好跟着她,都是安庆人嘛,会有照顾的。”说到此,他笑笑地看着女儿,“听说潘赞化和潘玉良在上海结婚,还是陈独秀给证的婚。陈独秀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名气大得很啦。陈独秀也是安庆人,家就住在南水关。民国初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你爸爸还是他的手下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

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考到我们大学来,会有什么问题!”又说,“去年暑假到安庆,见到了你们女中校长,说到你,一口一个‘好’字!”

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

宗白华说:“潘玉良我还真不太熟,不过既然决定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最好直接找徐悲鸿教授,跟在他后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你是说徐悲鸿……不会吧?他那么大名气的画家,能收我?”

宗白华笑了起来,“别人找他可能不行,但我宗白华去找他,他绝不敢说一个‘不’字!你放心,这事我给你打包票了!”

民国时期南京街头的广告乐团。

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是1920年夏天的事,当时宗白华正准备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徐悲鸿如何了得,便慕名前来拜访。结果两人一见如故,并由此拉开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神交。

第二天上午,宗白华带着孙多慈,来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正在作画,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宣纸上,三五根青竹,两三块残石,立在一旁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鸡。徐悲鸿左手撑腰,右手高高提着毛笔,正考虑往画上题什么款。见宗白华进来,并不搭理,锁着眉头思索了会,便“刷刷刷”在画上落下两行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反复看看,很满意,又极其痛快地在后面补上“庚午夏日悲鸿”六个大字。然后,笔一甩,朝宗白华扬扬手,“既然白华兄来了,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宗白华也不客气,“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什么话,狗屁不通!”

“你一个美学大教授,连‘狗屁’都出来了,成何体统!”一抬眼,看见怯生生跟在宗白华身后的孙多慈,后边的话收了回去,“这就是想来旁听的学生?”

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这个安庆小老乡,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并不是太在意,他对宗白华说:“你老兄是美学教授,推荐学生来旁听西画,我敢有什么意见?”又问孙多慈,“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

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

孙多慈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安庆有个画家,叫阎松父,跟他学过一阵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也给他看过。”

徐悲鸿皱了皱眉,“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以后再说吧,也许能学得出来。”又说,“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录取,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

孙多慈点了点头。

“这不好,”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

孙多慈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放心,没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气,还会答应你吗?”又向宗白华嚷道,“你看你这个小老乡,多大出息,进来这么长时间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不仅是著名画家,是大学教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乱,她不知道这影响她一生的关键一步,到底需要不需要勇敢地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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