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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连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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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孙多慈中年在台湾十六、 出国未果蒋碧微意识到与徐悲鸿的婚姻有巨大危机,是得知徐悲鸿正在为孙多慈争取庚款出国留学机会之后。凭一个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当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为一个女人去奔波 ...

孙多慈中年在台湾

十六、 出国未果

蒋碧微意识到与徐悲鸿的婚姻有巨大危机,是得知徐悲鸿正在为孙多慈争取庚款出国留学机会之后。凭一个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当一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为一个女人去奔波的时候,他的感情如同赌注,已经全部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而现在,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徐悲鸿,而这个女人,却不是他的妻子蒋碧微。

徐悲鸿确实是这样想的,徐悲鸿也一直暗暗在这样做。

1935年秋,徐悲鸿欧洲归来,欢迎仪式后,与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胡士钧、屈义林、吕斯百、顾了然、孙多慈(女)、陈子佛、潘玉良(女)、徐悲鸿、金友文(女)、吴鸿翔(女),后排左起为施世珍、赵峻山、问德宁、杨赞楠、张倩英(女)、周希杰、吴敖生、黎月华(女)、杨柳、钱寿全(女)、夏同光。

1935年初,春节之后,徐悲鸿去上海,在与舒新城交谈中,聊到了孙多慈,舒新城用手指沾水,在桌上写了个“出”字。徐悲鸿马上会意。回到南京后,他采取两条线互动互补的方法,一方面,调动所有关系,努力疏通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高层,希望能争取一个庚款留学名额,放在国立中央大学,放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放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应届毕业生孙多慈身上。另一方面,立即着手整理孙多慈的画稿,准备尽快出版《孙多慈描集》,以赶在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决定留学名额之前,送到中比双方委员的手中。“弟虽已接洽,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也。”后来与舒新城的通信中,他再三提到出版《孙多慈描集》的重要性。

徐悲鸿所说的“接洽”,主要是指他在法国留学老友谢寿康。1930年,谢寿康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代办。当年,徐悲鸿就是通过他,争取到中比庚款留学名额,让吴作人有机会进入比利时王家美术学院白思天院长画室深造。1933年1月,谢寿康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4年任立法院条约委员会委员。因为有这些身份,谢寿康在外交界的关系,要比徐悲鸿活得多。所以徐悲鸿第一个求助的对象,就是当年天狗会的大哥谢寿康。

庚款的全称,是“庚子赔款”。事情起于中国干支纪年“庚子”, 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年年初,清廷企图借助北方民间义和拳“灭洋”,结果遭到八国联军疯狂报复。8月14日,慈禧西逃,京津被陷,引出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事变”。次年9月7日,清廷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赔款共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为九点八二二亿两白银。因赔款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光绪三十四年(1908)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相关议案,议定自1909年起,至1940年,将美庚款之半数一千零七十八点五二八六万美元,以培养留美中国学生形式“退还”中国。清政府立即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安排了培养高级人才计划。1925年,英国国会也通过“中国赔款案”,并于1931年4月成立负责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之后,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也相继退还部分庚款,用以承办两国文化交流和培养留学生计划。

比利时庚款方面,1925年中比双方签订协议,比国退还的庚款,百分之四十即二百万美元,用于建筑陇海铁路,百分之三十五即一百七十五万美元,用于其他铁路购买比国材料,百分之二十五即一百二十五万美元,用作文化和慈善事业经费。这笔资金,仿效美、英等国做法,由双方共同组织成立比利时庚款基金会,负责落实具体协议,包括选派赴比利时留学的中国学生。获比利时庚款出国留学的,先后有生物学家、教育家、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画家吴作人等人。

谢寿康对徐悲鸿的计划不置可否。他知道,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名额是假,把孙多慈送到国外留学,自己也一走了之,以彻底了断他与蒋碧微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才是真。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简简单单同意,也不能简简单单拒绝。说情谊,徐悲鸿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两肋插刀,确确实实是尽心尽力的小老弟。但蒋碧微对自己帮助同样不小。不仅仅如此,当年在法国组建天狗会,蒋碧微是惟一女性,他这个当大哥的,没有理由不照顾。手心手背都是肉,他手中的这一碗水,要想不晃不撒不泼不漏摆平,真的是有困难。

徐悲鸿没有料到,他秘密行动的第一步,风声就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去了。传话者自然不是谢寿康,而是他的夫人。

1933年底,已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谢寿康,重新组建起他的家庭,新夫人是前上海道袁树勋的孙女儿。婚礼是在上海举办的,吴稚晖和孙科为证婚人。婚后不久,夫妇俩回南京,住在中央大学附近的石婆婆巷。谢寿康身材不高,身体敦实,和徐悲鸿一样,多把时间放在工作上。而谢夫人在南京,认识的人不多,因而多少有些寂寞。蒋碧微从欧洲回来后,走动得比较勤。谢夫人是谢寿康后娶,徐夫人也是徐悲鸿二婚,虽然性质有别,但多少还有相通之处,因此聊得很投机,并由此感情加深,成为无话不说的密友。

徐悲鸿为孙多慈来求谢寿康,是在书房密谈的,没有告诉谢夫人。但谢夫人进来端茶倒水,还是隐隐听到了一点影子。她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来遇到蒋碧微,两人手拉手谈心,随口一说,就把这事给带出来了。

蒋碧微听到此事的那一刻,天旋地转,山崩地裂。她意识到,她与徐悲鸿共同维持的“危巢”,真的到了立刻要坍塌的地步。

谷雨前后,南京始终是湿淋淋的天,雨夹着风,打在窗子上,一阵阵寒意。但蒋碧微浑身燥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在自己身边鼾声正香的徐悲鸿,她的心越来越毛,有一刹那,甚至起过拿刀把他捅死的念头。

“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她咬着牙对徐悲鸿说。

徐悲鸿不明就里, 只能冷冷地看着她。

1935年5月,徐悲鸿与蒋碧微通过各自渠道,为孙多慈庚款留学名额之事,展开了一场结果完全相背的争夺大战。

蒋碧微第一个攻克的对象,就是谢寿康,在他面前,她动的是一个“情”字。

因为有共同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因为有“天狗会”这层关系,在谢寿康面前,她的话直截了当。“你是老大,你应该知道,悲鸿是个感情难以自持的男人。有个风情女子在他面前嬲一嬲,他就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旦分开,他便又能恢复自我。这些年来,我和悲鸿关系时好时坏,但感情基础还在,只要把他对孙多慈这个念头断了,我们这个家庭仍然是一个和美家庭。”

谢寿康看蒋碧微绞着一双弯弯细眉,知道她平静的话语下面,实际是一颗恶狠狠的心。但越是这样,他越不敢轻易应承。在他们夫妇之间,无论帮谁,伤到的另一位,也是自己最不愿伤害的知己。

看到谢寿康不言语,蒋碧微就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转了,“大哥你也真是心狠,当年天狗会成立,你口口声声说要负起保护大家的责任,还说小妹是天狗会的惟一女性,大家对我的关爱,还要多加上两分。可现在,小妹遇到了家庭破裂的大问题,你却不能明确表态支持,难道你真的希望当年的‘压寨夫人’,从此将从天狗会除名吗?”

谢寿康依旧不好回答,徐悲鸿把自己当朋友,所以无所顾忌地前来求援,此番如果答应蒋碧微,岂不是把这个老朋友给出卖了?

蒋碧微继续轻言细语打动他,“若只是孙多慈出国留学这一码事,倒也真的没什么,问题是他徐悲鸿,只要孙多慈一离开国内,就会不顾一切追过去,而且将从此定居在国外。国立中央大学没有了教授也可以,中国画坛没有了画马的徐悲鸿也可以,但你们老朋友之间,没有了那个天真得可爱的徐悲鸿,难道就没有一点寂寞?”

见谢寿康依旧不动声色,蒋碧微索性让含在眼中的泪水涌出眼眶,她坐在他的对面,不再说一句话。

谢夫人看不过意,拧了个热手巾把递过来,然后站到谢寿康的身边,用胳膊肘拐了拐他。谢寿康抬眼看了夫人一眼,本想让她不要多事,但看她也锁着眉头,只好叹口气,对蒋碧微说,“这事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了,可你回去千万别向悲鸿说起,万一他知道你从中作梗,只会坏事,不会好事。”

1935年夏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

蒋碧微破涕为笑,“这个大哥放心,他那个烈脾气,要是知道了,肯定又会负气出走。”

从谢寿康家出来,蒋碧微的心轻松了三分之一。

蒋碧微的下一个目标,是她和徐悲鸿都十分敬重的长者吴稚晖。这一次,蒋碧微使用的招法是“泪”。

吴稚晖对徐悲鸿的关爱,远远超过朋友的关系。为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他慷慨解囊,出资三千块大洋,替他们买下傅厚岗宅地。1931年他们夫妇感情破裂,老先生又夜写长信,“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对徐悲鸿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徐悲鸿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为感谢朋友的支持,作画以谢,大家都无所谓,只有吴稚晖十分认真,不仅拒绝受画,还把徐悲鸿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徐悲鸿脾气烈,但在吴稚晖面前,居然温驯如羊。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来,专门为吴稚晖作过一幅油画。画面上,吴稚晖身着立领唐装,儒雅而具睿智。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长徐悲鸿三十岁。实际他们之间,还带有一种淡淡的父子之情。自然,吴稚晖看蒋碧微,也就有长者看晚辈的慈祥了。

蒋碧微的眼泪,果然把老先生吓倒了,“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干吗要哭字当先?”

蒋碧微绕了个弯子,不提孙多慈,先把社会上关于徐悲鸿半公开卖画的传闻说与吴老先生,最后她带有一种蔑视的口气埋怨道,“你看看,徐悲鸿他一个大画家,居然为了三两个臭钱,有失风度到这种地步,社会上都把他看扁了!”

吴稚晖锁起眉头,问,“是不是你把他的经济管得太严,他手头缺钱花?”

蒋碧微说,“才不是呢,他徐悲鸿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说穿了,还是为了他的那个学生孙多慈!”

吴稚晖有些不理解,“不是已经做过了断吗,怎么又旧情复燃了?”

提到孙多慈,蒋碧微就来了气,说话声音也略略有些提高,“不是复燃,是升级,升级到连家都不要了的地步。你老知道,现在徐悲鸿也没有心思画画,四处托人疏通关系,一心一意要把她送到国外留学。不惜脸面,半公开卖画,甚至低三下四求走于权贵富豪,目的也是一个,就是筹款送孙多慈出国留学!”

老先生不高兴了,“这徐悲鸿,也太不自重了吧,个人作风也是大节,怎么能这样随意?这我倒要认真同他说一说。”

蒋碧微摇摇头,道,“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便你说,也没有多大用处。他表面上可能听你的,但心里面却不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吴稚晖叹了口气,“那倒也是。”

“只有一个方法,”蒋碧微说,“请吴老出面,利用你的关系,阻止孙多慈出国留学,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吴稚晖有些犯难,这种事,不是家庭矛盾,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选派留学生出国,涉及到国家教育政策大事,关系和影响都不一般,轻易不得。

蒋碧微的泪水又“簌簌”流下来了,“说老实话,蒋碧微没有了这样的丈夫,真的算不了什么。即使你能把他的身拢住,但他一颗心不在你这儿,拢住又有何用?我只是心疼两个孩子,可怜他们还太小,他们不能没有父亲啊!”

吴稚晖当然不希望这个家庭就此走向破裂,他思索了半天,说:“我来想想办法吧,看能不能和相关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慎重考虑。”

蒋碧微非常感激地点点头,她心中暗暗高兴,吴稚晖这一票,算是基本稳稳拿住了。吴稚晖虽然不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的成员,但他是国民党三朝元老,说话有影响力,只要他和相关人员放个风,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蒋碧微最大的撒手锏,还是张道藩。对于张道藩,她用的是一个“娇”字。张道藩也是天狗会成员,他是1921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的,后来先后在英国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在法国时,就对端庄秀丽的蒋碧微有过暗恋。当年他的一封暗恋蒋碧微的情书,至今读来,仍有极强的感染力——

为什么她爱我而我不爱她,我却无法启齿向她直说:“我不爱你。”

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

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去了?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若爱她,将使我和她同陷痛苦,而我总去想她?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我就爱她?

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制住我,如今离开了她,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

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的,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需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面对蒋碧微的请求,张道藩虽面有难色,但顶不住她那双满充满信任、期待和爱意的眼睛,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答应全力相助。此时的张道藩,已远非是当年的留学生。回国后,他先后任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副总干事、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作为当权的宣传文化重臣,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的张道藩,自然有他的影响力。

蒋碧微给张道藩下的是死任务:“徐悲鸿的这一着棋,你张道藩,只有攻,没有守,而且只许胜,不许败。我希望从你嘴里听到的,是班师得胜的好消息,而不是其他。”

蒋碧微的最后一个目标,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褚民谊,此次她动的是“理”。向褚民谊寻求帮助,是张道藩给出的主意。褚民谊是谁?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他的话一言九鼎,徐悲鸿能否如愿,孙多慈能否出国,严格地说,他这一票关键。

《小学生俞世杰》,孙多慈作于1934年前后。

蒋碧微与褚民谊交往不是很深,当年她随徐悲鸿去法国留学时,褚民谊已经是法国里昂中法研究所副所长,双方有过礼节性接触。褚民谊是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的医学博士,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那时留法学生谈到他,都不大理解,堂堂大男子汉,国内的高材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怎么做起这种婆婆妈妈的研究?但后来回国,褚民谊的发展让大家刮目相看。初时只是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为国民革命军医务团主任。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全国卫生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1932年1月,任行政院秘书长。不过褚民谊后期政治生涯并不光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1946年4月,在苏州,褚民谊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那几天,蒋碧微把自己独自关在书房里,斟字酌句,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信中,把自己的处境,徐悲鸿的处境,以及大家的处境,通通说了一番。她的意思很明确:不想徐悲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葬送自己远大前程。

虽然身为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对留法生活仍然十分依恋,对同是留法的徐悲鸿夫妇,更有一种特别的尊重。关于徐悲鸿的风言风语,褚民谊有所耳闻,也曾想找机会当面劝劝他,让他以大局以前途为重,不要陷于无谓的个人情感纠纷。不曾想,他们夫妇双方矛盾的焦点,绕过来绕过去,居然绕到自己的手下了。接到蒋碧微的长信,褚民谊很意外,也很惊讶。报过来的名单中,确实有国立中央大学的孙多慈,是几个委员同时给吹的风,没想到都是徐悲鸿做的工作。于是褚民谊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回家来与夫人一商量,决定设一个小饭局,把他们夫妇请过来,既为他们夫妻关系吹些暖风,又趁机对徐悲鸿进行一些规劝。

接到邀请,徐悲鸿与蒋碧微都在心里敲开了鼓,想的是同一件事,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虽然是小型的家宴,但酒菜十分精致,还特意安排了几道法式点心。席间宾主谈得很愉快,双方都故意避开那些敏感问题。徐悲鸿夫妇大面子也做得有理有节,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徐悲鸿甚至还多次站起来,为蒋碧微夹菜舀汤,表现了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大丈夫的体贴和关爱。徐悲鸿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蒋碧微两眼幸福地看着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红晕。

褚民谊的妻子在一边看见,十分感动,忍不住捅捅褚民谊,“你看看人家夫妻,你要是有徐先生一半就好了。”

撤席后,褚民谊领徐悲鸿到书房看了他的收藏,有瓷器,有玉器,有字画,但多是一些泛泛之品,特别是字画,好的不多,只有一两幅能入徐悲鸿之眼。从书房出来,徐悲鸿就要告辞,蒋碧微也准备跟他一起回去,褚民谊就向她递了个眼色,说:“内人还有些衣着方面的问题,想向徐夫人请教,不知能否多呆一会?”

蒋碧微心领神会,立刻随褚民谊夫人走进了他们的起居室。

送徐悲鸿回来,褚民谊在客厅与蒋碧微面对而坐。褚民谊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信中的要求,也正在考虑。”

蒋碧微立身致谢,道:“我们家悲鸿,虽也在法国留学,但在你面前,算是晚辈了。你应该多提携他。悲鸿是个性情中人,感性大于理性,有时候,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又说,“孙多慈是他的学生,也是个有才华的女画家,他们之间产生感情,在情在理,我虽然为悲鸿之妻,但能理解,甚至可以主动退出。但悲鸿忘了一点,他现在不仅仅是我的丈夫,而且还是公众人物,在中国美术界,也算是领军者。前年我们在欧洲各国巡回画展二十个月,影响极大,提到徐悲鸿,他们都是把他和中国美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熟视无睹了。我不为我这个家庭,我是为中国美术界拯救他。”

褚民谊“唔”了一声,“这些你都和徐悲鸿说过吗?”

南京下关码头。当年徐悲鸿来往南京与安庆之间,就是从这里上下客船。

“说过,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是性情中人,冲动起来,完全凭感情用事,根本考虑不到许多。”说到这里,她压低声音,带有些哽咽之腔道,“给你写信,也是无奈,我不能因为一个孙多慈,破坏掉我们悲鸿的社会形象。”

褚民谊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严格按程序办理的。”又说,“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

那天晚上,是蒋碧微最为愉快的一个夜晚,半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一股怨气,在这个夜晚,消退得干干净净。从褚民谊家往回赶,她的心情也如南京街头的夜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董事会议,很自然,在各方推荐的出国留学名单中,“孙多慈”最终被勾掉了。孙多慈为之奔波半年的出国深造之梦,就此断送。

对于这个结果,徐悲鸿与蒋碧微两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悲极,一个喜极。

徐悲鸿在给舒新城的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原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

蒋碧微则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津乐道这极为成功的“横插一杠”,并带有三分满足七分炫耀地写道:“于是以后孙韵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其实蒋碧微错了,对于她,对于她极力维持的这个家庭,孙多慈出国受阻,并非就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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